裴度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25岁时考中进土，后又“应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对策高等，授河阴县尉”，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裴度居官勤于职守，尤其在“慨然发奋，志平僭逆”的宪宗继位以后，任事多称宪宗旨意，所以不断加官进职，由监察御史，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做了执政宰相。20余年间，裴度在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历任显职。由于他“执生不回，忠于事业，时政或有所阙，靡不极言之”，因而屡遭皇帝的冷落和权臣的嫉恨、排挤。他虽三次为相，却五次被排挤出朝廷，到太原、兴元、襄阳和东都洛阳去做节度使或留守等地方官。尽管如此，裴度的“威望德业”，一直为世所重，时人论将相，皆“推度为首”。就连“四夷君长”，“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可见当时他威望之高和影响之大。唐朝以后的许多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如刘（日句）、司马光、欧阳修、李贽等人，都称赞裴度“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裴度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的七十余年中，当时，唐朝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复杂、激化。加之朝官结为朋党，各自内结宦官，外连藩镇，互相排斥，互相倾轧，使唐后期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裴度为了维护唐朝的统一，坚持打击藩镇割据势力；为了整肃朝纲，坚持与跋扈的宦官、蠹国败政的臣作斗争。这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
  宪宗是唐后期力主打击藩镇的皇帝，先后辅佐他的宰相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和裴度，都是力主打击藩镇的著名政治家，而裴度则是他们之中功绩卓著的代表人物。
  裴度早在任宰相之前，就为削藩做出过贡献。元和七年（812年）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魏博将土拥立步射都知兵马使田兴（田兴归顺后，朝廷赐各弘正）为留后。为了稳定魏博军民的情绪，十一月，裴度受命去魏州宣谕。裴度在魏州，对田兴极陈“君臣之义”，使田兴“奉上益谨”。同时，奉命“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宣布魏博“六州百姓给复一年”。他又遍至魏博所辖州县，“赦见囚，存问高年、茕独、废疾不能自存者”。以致魏博的军士和各阶层人民都非常感悦。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田兴遇害身死，始终忠于朝廷，并在唐朝进行的平叛战争中，屡立奇功。魏博六州，自田兴归顺朝廷至长庆二年，也一直是唐朝中央的直接统治区。这一成就的取得，裴度魏州之行对田兴和魏博军民的处置，无疑是重要因素之一。
  裴度辅佐宪宗平定淮西叛乱，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元和九年（814年）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并“发兵四出，屠午阳，焚叶，掠鲁山、襄阳”，“及于东畿”，“关东震骇”。在如何对待反叛的吴元济问题上，当时大多数朝臣是主和派，主张赦免吴元济之罪，并加委他做准西节度使。而裴度等主战派则认为，淮西是“不得不除”的“心腹之患”。且准西“军中上下携离”，又处于“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待”。由于宪宗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十月，开始了讨伐淮西的行动。
  恒州的王承宗、郓州的李师道等割据势力，为了援助淮面，派亡命之徒刺杀主战派大臣，于是武元衡、裴度就成为王承宗、李师道等暗杀的主要对象。六月三日拂晓，武元衡、裴度早朝途中，分别遇刺，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身负重伤。
  藩镇割据势力向主战派宰执大臣下毒手，朝廷内主和派的大臣们，以“人情恐惧”为借口，纷纷要求宪宗罢淮西之兵，甚至要求宪宗“罢（裴）度官，以安恒、郓之心”。裴度面对王承宗、李师道等的暗杀威胁，和主和派“罢兵”的压力，向宪宗极陈：“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支持裴度的意见，没有动摇，并立即提拔裴度为宰相，“悉以用兵事付度”。裴度执政后，以“平贼为己任”。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