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三国时代曹魏山阳郡（今山东济宁、鱼台、金乡一带）人，经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曾为《道德经》与《易经》撰写注解。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儒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和郑玄一样，王弼注《易》也以费氏《易》为底本，因此是古文《易》学的支流和东汉古文经学演变的新形态。西汉费直以“传”解“经”，即用“传”的某些内容来解释经义，其经说仍是象数之学，带有神学色彩。
  王弼注《易》，虽沿袭费氏以“传”解“经”的方法，但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只突出“传”之义理以阐发“经”义。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玄学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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