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曾给中国文学奉献了杰出的作品，她不幸的命运尤其值得后人思索。
  
  下篇叙文的作者是与丁玲患难与共数十年的陈明先生
  
  １９５５年末，丁玲无端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犯。１９５７年反右扩大化中，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撤销级别。在等候接受进一步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和丁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考虑今后的出路、工作和生活。文坛既不容我们，我们决心离开文坛，离开北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埋头苦干，从头革命，党该不会拒绝的。同时我们相信，假以时日，错误可以纠正，冤案必将昭雪，党内不乏这样的先例。
  １９５８年３月上旬，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我保留厂籍，下放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丁玲便决心争取也去北大荒。３月１５日我离开北京，随后丁玲便向作协领导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作协领导考虑她的身体，没有答复。
  我到密山后，和一批“右派”被分到宝清县８５３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大约是５月的一个星期日，王震同志突然到新建队来视察。他向全队人员讲话后，我走进队部的帐篷，向他面陈丁玲来北大荒的要求和作协领导的意见，请求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予以支持。王震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丁玲的身体和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口回答说：“好嘛，她来北大荒，我同意！”当天晚上，我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玲，随后还写信告诉她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和生活用品。
  时隔不久，６月下旬，丁玲就来到密山。王震同志在密山农垦局接见她，并告诉她：“已经打电话通知８５３农场调陈明来，你们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离佳木斯近，交通方便些，住处条件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安排下，１９５８年７月初，丁玲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开始了漫长的北大荒生活。
  过了一年，大约是１９５９年的五六月间，王震同志到佳木斯，在宾馆接见了丁玲和我，一见面就说：“叫你们来，让你们休息几天，就住在这里。今后可以常来，也住这里。”在佳木斯的几天里，有时他让秘书找我们到他房里共进午餐，有时邀我们看电影或参加晚会。一次午餐时，他对丁玲说：“今年中央要解决一部分人的摘帽问题，这里面没有你。”丁玲说：“我们下来时间不长，多锻炼多考验一个时期好。”
  又过了一年，１９６０年底，王震同志把我们召回北京，在农垦部部长办公室一见面就说：“这回叫你们来，是帮你们解决问题。”他交待秘书给我们找一家好一点的宾馆，让我们住下来休息。在这期间，他曾邀集２０来位水利专家到农垦部研讨垦区土地盐碱化改造问题，把我们也找去参加，并向与会专家介绍说：“这是作家丁玲。”后来他因病住院，我们到协和医院去看他，他带我们到也在那里住院的作协党组负责人之一邵荃麟同志的病房。邵荃麟同志当着我们的面对王震同志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听了这话，我们深深体会到王震同志的用意和好心。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努力落空了。１９６１年秋，作协张僖同志奉命第二次到汤原农场调查我们的情况。他对我们说：“对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将摘去一部分人的右派帽子，不会全摘，也不可能一个不摘。”他还告诉我们：“作协领导建议，你们可以做点创作的准备。”这年冬天，农场党委向我们宣布：摘掉陈明的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仅依然戴着右派的帽子，作协领导“做点创作准备”的建议也没有条件落实。
  １９６３年国庆节后，丁玲生病，我们请假去北京检查治疗。在看望王震同志时，丁玲向他反映了“创作准备”的问题。王震同志很关心，说：“最近要召开国营农场场长会议，我对他们交待一下，给你们提供创作条件。”他还两次加重语气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可见，王震同志不仅亲自安排丁玲去北大荒，而且自始至终给她温暖与关怀。
  《在北大荒的日子》却借转引的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