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纪念馆
黎强,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潜伏特务机关时用名李长亨;董必武为其在党内起化名黎强,意为“能力强”,后一直沿用。1939年,黎强从延安被派回四川,寻找机会打入国民党内部。他偶然寄住在成都一个友人家中,发现友人和两个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来往密切。黎强希望多住一段时间和两人套近乎,正好友人撮合黎强和其姑姑谈恋爱,他便顺水推舟假装答应下来,以此掩人耳目。其实,两人对对方都没有感觉。在取得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成功混入国民党前往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学习后,便和她断了联系。
黎强当上了“省特会”的特务头目后,为了利于隐蔽斗争工作的顺利开展,组织希望他尽快成家。起初,组织上安排一位女地下党员和他结婚,但黎强不同意,他认为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太危险,容易暴露。1946年,他娶了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为深入潜伏做足了准备。妻子赵蜀芳是位单纯、善良的女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知道身为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丈夫是个共产党员。
黎强和接头人见面的地点一直都在成都的一个茶馆。黎强把情报用极小的字写在纸上,然后卷成“香烟”,在茶馆给接头人。这样即便有人盘查,也可把情报“抽掉”。有时,黎强也会把情报放进点心或者煮熟的鸡蛋里悄悄送出。
1946年,黎强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被叛徒在大街上认出,意外被捕。周俊烈是除接头人外,在成都唯一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好在周俊烈是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始终装傻充愣,骗得审讯他的特务法官也相信他早已脱离了共产党。黎强趁机动用各种关系,将周俊烈放掉,迅速安排他离开了成都。
为了从中统特务科长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黎强千方百计与叶申之接近。他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换钱,供特务们吃喝玩乐。1946年4月初的一天,黎强把叶申之灌得酩酊大醉,两人搀扶着进了办公室。喝多了的叶申之打开保险箱,拿出绝密“特情”档案向黎强炫耀,随后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黎强迅速打开“特情”档案翻阅,发现打入我方的特务名单,他把名字牢牢记在心里,随后,向上级汇报。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断绝了与叛徒的联系,并通知所有与他们认识的同志撤离成都。类似的行动,10年间黎强不知进行过多少次。
1947年5月,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为了配合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决定6月1日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抓捕行动。凭借职权,黎强从情报名单上直接“抹掉”了一半同志的名字。但在参加由上级特务机关召开的特务头目秘密会议时,他发现有一些党内高级领导的名字,自己无论如何“抹不掉”。于是,他记下这些名字,冒死在6月1日前夕联系了接头人,及时通报这一重大情报。
1949年初,黎强升任国民党第四十五军下属的三一二师副师长,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三一二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预备跟随败军至台湾继续卧底,结果在途中被解放军部队全部俘获。当时,黎强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却没人相信,被关数日后才托人将暗语致电党中央,中央紧急回电,命令将其送至北平。由此,黎强比《潜伏》剧中的主人公幸运,戏剧性地回到了党组织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安全部在内部的一份文件中号召党员向黎强同志学习。
黎强于1999年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
黎强留下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手稿,整整放满了一大箱。不过,影像资料几乎全部在文革中被销毁,目前存世的仅剩两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保存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岩历史研究专家介绍,关于黎强的档案资料极少,当时只有中共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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