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第一代社会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原主任苏国勋先生于2021年2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九岁。2月5日上午十时，苏国勋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今天早上，苏老师走了。
  赶往医院的车上，老师的样貌一帧帧地涌来，止不住。到了医院，抱住师母，一阵阵难过的泪水落下来，止不住。
  恩情之事，最让人欣慰，也最让人心痛。师如父，只有再也见不到的时候，才发觉老师的恩情最真、最切。此时的情形，让我想起当年钱宾四先生离世，严耕望先生想起钱师曾说过的一句话：“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亲爱的老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去亲爱他，这是内心的伤悲处。老师再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了，再不会把他的才思和恩情交给我们了；他似乎定格在了那里，一切似乎已经终止。可回忆再造的生命，却会永远继续下去，老师植入在我们心底里的精神，会一直传递下去。
  人的真正的生命，是由一桩桩往事连带而成的；往事不朽，是因为老师身上那些最明亮的光和色彩，会时常油然而现，并刻出最深的烙印，无法磨灭。
  第一次见苏老师，是1995年，到今天足足有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的时间，一个人可以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二十六年的时间，也足以让一个人在老师的教诲下，在学问上有着同样的成长。可是说到老师的哺育，时间要更长。
  中学时候，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逛书店，书架上有几套醒目的丛书，都写着“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字样。那时候，知道在每本书里，都有一长串学者的名字：甘阳、苏国勋、刘小枫……各种书的名字也因抽象晦涩而引人好奇：《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悲剧的诞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小时候的书，都是因为敬仰而买的，买来也看不懂，最多只是前言后记，可是印记是烙下了。人和书，都高不可攀，像是有雪的山，纯净而高远。不管怎样，它们都是路标，值得崇敬，也值得憧憬。
  
  后来去复旦求学，从哲学和社会学那里学了些知识，才有了真勇气，一本本地去读。那时候的校园风气，也是由这些学者、这些书引领的；无论南北，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历史与现实中的大问题、难问题，还有永恒的问题。还记得，当时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定要与苏老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配合着读，要知道，这是中国学者最早也是唯一论述韦伯思想的论著。书拿在手里，感觉也是特别重的，丝毫不敢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读，而是满怀敬意、逐字逐句地读，甚至拿着尺子在字里行间画出笔直的线来……我不知那时候是否读懂了老师的书，但今天回想起来才明白，也许对于读书来说，“敬”字和“懂”字同样重要，心中没有典范和尺度，懂了又如何？后来多少次搬家，读书笔记早就不见了，至于当时究竟记得了多少韦伯或老师的说法，是说不清了，可是读书的劲头，特别是老师著作带给我的砰然心动的感受，却在记忆中一往如新。特别是第一章第三节“以行动化解紧张”中的某些段落，与一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呼应着，直到今天，似乎都能够听见喘息的声音。那是学问和思想最源始的音响，始终有一种召唤的力量，甚至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它的律动反而更强。1995年，因为有这样的感召，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来北京读博士，而且非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不可。要来，就得通过招生考试。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博士理论试题是苏老师出的，可打开卷纸的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傻眼了。我大致记得，论述题有两道：一是问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学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二是问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对于理解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的转化有何影响？坦率地说，这样的题目在今天的招生考试中是不敢出的，因为大家都怕招不来学生，学问早就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