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息的自由
  ——为妈妈罗萍五周年祭而写
  □晓蓉
  
  有天，与爸闲坐院中，谈起命运。爸说，人生多有被动无奈，自由选择的机会很少。但有种自由，常被人放弃，那便是安息的自由。其实，在生命谢幕前，人人都有权选择安息的方式，无需听命于人，不必勉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选择，理应特别珍重才是。
  九年前，爸和妈一起领取了红十字会遗体捐赠志愿书。他们催我和弟弟在“执行人”一栏签字时，我俩曾十分犹豫。看着妈不到70斤的病弱之身，我实在不忍表态同意。妈笑我“保守”，说她是“右位心”，内脏与常人相反，“医学上很有研究价值呢！”爸和妈拿到红十字会发的捐赠纪念证后，逢友人便宣传。几位友人扎堆儿似的，也先后办了同样手续。我不止一次听这些长辈讲“办证”的好处，比如为医科教学增添解剖资源，为国家节省占用土地，为单位节约治丧费用，为子女减少办丧时间，……等等，说得轻松愉快，象是在讲一个天上掉金元宝的故事。我当时真不知如何应对才算妥当。
  那天，听爸一席话，才好象有所感悟：也许，他们正是在自由的选择中，享受到了快乐吧？能如此坦然顺应自然规律，为自己作合乎心意的安排，这是何等豁达洒脱的现代理念！
  我想，有了这份感悟，我们就会和爸妈相伴永远了。
  2002年3月14日，妈实现了遗体捐赠。由红十字会全程操办，我们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妈告别。奚其明创作的《安魂曲》，由校园飘向天际。轻柔，舒缓，悠扬，象妈在灿烂地微笑。一群医科学生，肃穆围站门口。圣洁的敬意，写在脸上。
  当月，在上海“人文纪念公园”福寿园，竖起了全国第一个红十字遗体捐赠志愿者纪念碑。之后，妈的名字与365名同行者一起，刻上了“2001—2002”那块碑石。在他们之前，上海已有1715名实现捐赠的先行者（到2006年底，总数增至3942人）。其中最年长的，是110岁的上海第一老人、清末秀才苏局仙。还有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著名肿瘤病理学家顾绥岳、著名耳鼻喉教授李宝实，上海红十字会三届会长白备伍等一批受人尊敬的名人。但大多数是象妈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一生认真做着该做的每件事，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个人痕迹。甚至，在他们自愿捐赠遗体时，也从未想到过留名在世。现在，这些“自愿献身”的同心同归者，又在此同行了——他们组成一个个豪迈的方阵，用爱心之火召唤后来者，向新的生命旅程进发。
  在碑林的一块红色大理石上，铭刻着人们献给遗体捐赠者的两行金字：“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人们赞扬他们“给人类攀登医学高峰提供了基石”，“使一些人获得新生或光明成为可能”。他们有限的生命从此成为永恒。
  这等礼遇，等同于战争年代为国捐躯群葬陵园的烈士们。对此，我们最初深感意外；而后，便一直心存温暖和慰藉——这下好了，我们总算在福寿园找到了祭拜妈的好去处。而且，她所在的那块碑石，周围不足一平方米，但受祭者十分密集，每年会有成百上千人在此扫墓。妈喜欢热闹，又爱拍照。她永远不会寂寞了。
  芳草复碧，清明又至。在追思我们的妈妈和全体遗体捐赠者时，我也深深怀念前年走远的巴金老人。遵照生前遗愿，巴金和爱妻萧珊的骨灰被撒进大海。也许，现在他们正双双与海鸥为伴，跃动在浪花之间，穿行在鱼群之中，追逐于巨轮之旁，或者，歇息在礁石之上。在浩淼多情的海波环抱中，他们自由潇洒地遗爱全球——他们是多么富有啊！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代替土葬的墓葬、壁葬、室内葬，被许多人选择。亭葬和塔葬，则是一些家庭或家族的选择。近年，除了最现代的海葬、江葬之外，有些人生前为自己选择的，是新兴的树葬、草坪葬或花坛葬。在幽静的园区内，树影婆娑，青草依依，暗香浮动。生命与大地合为一体，爱的奉献仍在继续。逝者不是葬在这里，而是依然活在这里，只是换了一种形态和方式而已。所以，他们愿意生者把这种“谢幕”称作“安息”。
  安息，这是一个人性化的温暖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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